我妈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会计,一辈子精打细算,去趟通州都得琢磨琢磨公交卡打折的事儿,这回她给我打电话,语气里带着一种少有的、近乎少女的兴奋:“闺女,我报名了!夕阳红,去四川!卧铺!”
我没敢问多少钱,老年人对“专列”这两个字有种近乎信仰的迷恋,仿佛这列车不拉货、不赶路,专门载着他们的青春去旅行。
出发那天,北京西站,我送她过去,好家伙,那场面,全是老头老太太,戴着统一的红帽子,帽檐下是一张张半是忐忑半是期待的脸,我妈混在其中,居然显得年轻,她拉着一个粉色的行李箱,那箱子是我给她买的,轻便,轮子顺滑,她握着拉杆,像握着一件了不得的兵器。
同行的是她对门儿的老周姨,一个嗓门大得能掀翻屋顶的女人,老周姨一见我就拍我肩膀:“放心吧丫头!跟着我,你妈丢不了!丢了我赔你个妈!”我笑着点头,心想这赔法儿倒也新鲜。

火车开动后,我妈发来一段视频,车厢里正在大合唱,全是《红梅赞》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没有伴奏,纯靠老年歌喉,但那股子整齐劲儿和认真劲儿,让你觉得他们不是在唱歌,是在向这趟旅程递交一份庄严的答卷,我放大音量听了半分钟,浑身起鸡皮疙瘩,我妈在视频末尾露了脸,笑着说:“瞧这帮疯婆子,比年轻人还能闹。”可她眼角的褶子里,分明全是快乐。
后来几天,她的朋友圈就成了我的精神食粮,九寨沟的水,峨眉山的猴子,还有宽窄巷子边上一碗红油汪汪的担担面,她拍照技术一如既往得烂,一张照片里,山是歪的,亭子是斜的,只有她那个红帽子是正的,像一根倔强的朝天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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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好笑的是一段她跟老周姨的对话,老周姨走不动了,坐在黄龙的山脚下直喘气,说:“这哪是旅游啊,这是西天取经。”我妈在旁边拍她,笑得手机都在抖:“你这呆子,走!师傅还在上面等我们呢!”然后镜头一转,带队的那个年轻小伙子,扎着小辫子,一脸无辜地回头笑,这辈分,彻底乱套了。
旅途的更后一天,她给我打了个很长的电话,没说什么风景,就说人了,说上铺的大爷睡觉打呼噜,呼噜声像拉风箱;说隔壁车厢有个阿姨丢了假牙,全车人帮她找,更后在厕所的洗手台边上找到了;说老周姨跟一个卖牦牛肉干的藏族小哥因为“五块钱”讲价,讲到人家差点送她一把藏刀。

说着说着,她声音低下来:“回来了,又得买菜、做饭、看你爸那个老倔驴。”
那一刻,我忽然有点难过,这趟旅行对他们而言,不是风景,是逃离,逃离那间住了几十年的房子,逃离那个一睁眼就知道今天要买什么菜的日常,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大声唱歌,胡乱砍价,暂时忘掉自己是奶奶、是外婆、是某个人的老伴,他们只做自己。
我妈回来后,把那些模糊的照片一张张洗出来,装进了一本厚厚的相册里,相册的封面,是她自己用圆珠笔写的四个字:我的四川。
她没提花了多少钱,我也没问,那天晚上我刷到一个词,叫“情绪价值”,我想,这趟火车,大概是这个时代里,更能给老年人提供情绪价值的生意了。
下个礼拜,她和我爸要去社区中心,说是看看有没有去新疆的“夕阳红”,我爸那老倔驴,居然没反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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