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傍晚六点四十分左右,在邛海边的一处小山坡上，找到那个位置的。
那地方并不难找,沿着海边的栈道往西走，穿过一小片杂乱的、说不上名字的灌木丛，再往上爬十几级石阶就到了，石阶边上有家当地人开的小卖部，卖些烤土豆、凉粉、还有用粗陶碗装着的冰粉，我买了一碗，坐在一张随时可能要散架的藤椅上，面朝着邛海，等着太阳落下去。
那时候天还亮得很,太阳像一块不打算收手的大金圆，挂在对岸大凉山的山梁上，把整片湖水都烫成了晃眼的碎银，不过你要是在西昌待过，就知道这里的白天和傍晚是两个世界，白天的太阳是霸道的，晒得人睁不开眼，空气里全是热烘烘的、类似烧荒草的味道，但只要过了六点，风里就会忽然掺进一丝凉，像从湖底某个看不到的泉眼里冒出来的。
我把碗里的冰粉搅了搅,红糖水在底下沉着，像一团不肯散开的暮色，再抬头时，天就变了。
这个过程很快,快得不像真的，先前还明晃晃的天空，不知被谁的手从边缘揭起一角，慢慢撕开，云开始有了形状，不再是白天那种被晒得发白的、懒散的棉絮，而是变得很有主见，拉成一道一道长条，边缘亮着金，中间却暗下去，像一把把烧了一半的刀，湖面的反光也从白转成橘红，再转成一种我说不出来的、介于玫瑰和铁锈之间的颜色。
岸边有人在拍照,一个年轻姑娘摆出各种姿势，她的男朋友半蹲在地上，举着手机，喊着“往左一点”“头再低一点，对，就这样”，还有几个阿姨，穿着颜色鲜亮的裙子，举着丝巾在风里跑来跑去，笑声很大，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，我坐在藤椅上没动，心里却也跟着热闹起来。
太阳落得很快,更后一下，像是终于撑不住了，笔直地往下坠，眨眼间就跌进了山梁后面，我以为要结束了，正要起身，一回头，满天都是红的。
那是一种燃烧着的红,从西边山脊上泼开，一路蔓延到湖面上空，连头顶的云都染上了绛紫，像被谁打翻了一整罐蓝莓酱，湖水变得温柔起来，不再和太阳较劲，安安静静地，把天上剩下的那点光全都揽在怀里，摇啊摇的。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农村,夏天的傍晚，奶奶会把晒了一天的谷子收进箩筐，然后坐在院坝里的竹椅上，拿一把蒲扇慢慢地摇，那时候的天也是这样红，鸡都上笼了，只有几只蝙蝠在空中划出歪歪扭扭的线，我总问她，太阳跑到哪里去了？她就说，落到山那边的田里去了，明天还会从东边的坡上爬回来。
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种红得让人心里发慌的晚霞,直到在西昌的这个傍晚。
小卖部的老板出来收遮阳伞,看我还在，就笑着说，好看吧？我们这儿天天如此，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常得很，就像在说今天晚饭吃的是回锅肉，我点点头，想说点什么，又觉得多余。
天彻底暗下来了,风也大了些，吹得湖面起了细密的皱纹，远处渔船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像有人在黑丝绒上丢了一把碎金，我站起身，把空碗放回小卖部的台面上，道了声谢，慢慢往山下走，来时的那段石阶，现在看起来模糊又陌生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梦里。
我回头看了一眼,那片天已经变成深邃的蓝，只在山与天的交界处，还残留着一道极细的、将熄未熄的亮线，像一封写给黑夜的信，还没被拆开。
其实我本来的计划,第二天一早是要去爬泸山的，但那一晚，我躺在客栈的床上，翻来覆去地想那场日落，我想，算了吧，明天傍晚，我还要去那个山坡，还坐那张藤椅，还要再点一碗冰粉。
有些地方去过了,就总是想再去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，就像人这一生里，总有几个黄昏，你会忽然觉得，活着还是挺好的，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意义，就是因为那一刻的天，红得正正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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