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事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我那天其实就想去人民公园喝个盖碗茶,拍点素材回去凑一篇“成都慢生活”的稿子——你们也知道,现在写旅游文,套路都差不多,什么“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”“巴适得很”这些词,我都快写吐了,结果呢,在公园那个百年鹤鸣茶社边上,我让一群穿红戴绿的大爷大妈给绊住了脚。
不是那种广场舞的喧闹,他们居然在唱川剧——不是正儿八经舞台上的那种,是那种嘿,怎么说,像是把生活揉碎了,再唱出来,领头的是一位六十出头的老头,头发花白,但腰杆挺得笔直,手里拿把折扇,一开一合间,还真有点旧时候戏班班主的味道。
我凑过去听了一会儿,他唱得耳朵热热的,心里也跟着烫了,后来休息的时候,我递了根烟过去,他没接,从自己兜里摸了个老式烟斗出来,冲我咧嘴一笑:“小伙子,搞自媒体的?”我当时愣了一下,心想这大爷眼睛够毒,他接着说:“你蹲那儿拍了半天,手都没抖过,一看就是吃这碗饭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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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么着,我跟这位“成都市夕阳红艺术团”的团长——李大爷,聊上了。
他说他们这个团,正式成立有八年了,更早就是几个退休的老头老太太,约在公园里打太极,后来觉得不过瘾,有人拿出了年轻时候的三弦,有人翻出了压箱底的行头,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,给弄出了个艺术团,现在呢,正式成员有三十多个,平均年龄六十八岁,更大的那位老太太,今年八十三了,还硬要上台演“穆桂英”。
李大爷一边说一边给我倒茶,动作慢悠悠的,但特别稳。“你看我们这哪儿是艺术团啊,根本就是个‘老友记’。”他哈哈笑起来,烟斗在手里转了个圈,“我们这些人啊,儿女都在外面打拼,有的在北上广,有的在国外,你说我们图个啥?图那个演出费?一个月下来够吃顿火锅就不错了。”
他指了指旁边的几位正在调琴弦的老太太:“张姐,退休前是纺织厂的工会干事,一辈子没上过台,现在倒好,青衣唱得比我还溜,刘老师,以前是中学数学老师,现在给我们写词,什么‘府南河边看斜阳,宽窄巷里话家常’,写得比文学院那些学生还有味道。”
我问他,那你们平时都去哪儿演?李大爷把烟斗在鞋底磕了磕,说:“哪儿都去,宽窄巷子的街头,锦里的戏台——人家请我们,不要钱,我们就图个乐子,武侯祠门口我们也唱过,那天下着毛毛雨,游客打着伞围着看,我临时改了词,把‘空城计’改成了‘雨城计’,把围观的几个外地游客逗得前仰后合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眼睛里有光,那种光不是手机屏幕反射出来的,而是从里头透出来的。
我突然意识到,我做旅游内容这些年,拍了太多精致的风景照,写了太多“必去打卡地”的攻略,却忽略了更鲜活的东西——那些人,那些在城市的角落里,用自己方式活着的人,成都的好,不只是在太古里那些网红店,也不只是在火锅串串的麻辣味里,真正的成都味儿,是像李大爷这样,不慌不忙,把日子过成戏,再把戏唱进日子里。
后来我又去了好几次人民公园,专门去找他们,有一次正赶上他们排练一个关于“锦江春色”的新节目,李大爷让我站旁边看,他拿起扇子,一个亮相,眼神一挑,我突然觉得这老头年轻了三十岁,旁边有人告诉我,李大爷早年是川剧团的,后来剧团散了,他下了海做生意,赚过也赔过,老伴走得早,女儿嫁到了深圳,去年女儿让他去深圳养老,他在那儿待了半个月就跑了回来,说“那边啥都好,就是没有你们的唱腔,我睡不着觉”。
你可能觉得这故事有点俗,但说真的,坐在成都初冬的暖阳下,看着这群头发花白的人认认真真地唱着我听不太懂的川剧高腔,端着三块钱一碗的盖碗茶,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你问我来成都到底该去哪儿玩?我告诉你,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也好,宽窄巷子里那些文艺小店也好,都比不上找一个下午,静静地坐在李大爷他们旁边,听一段他们自己编的戏文。
那是这座城市更不设防的样子,没有滤镜,没有剧本,全是真性情。
临走那天,李大爷送了我一把折扇,上面有他们团自己题的四个字:“人间值得”,他说,你们年轻人总喜欢往远处跑,去什么稻城亚丁、色达佛学院,觉得越远越能找回自己,但你看我们这些人,哪儿都不去,就在这巴掌大的地方,照样把日子过得和唱戏一样有板有眼。
我问他,那你们艺术团以后有啥规划?他眯着眼笑了:“规划啥呀?明天不下雨,我们就还在这儿唱。”
这句话,比我看过的所有旅游宣传片都提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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