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五点半的双流机场,天还是墨色的,T2航站楼已经挤满了人,我拉着箱子往里走,远远看见一面小红旗在晨风里抖,旗杆下面站着个穿紫红色冲锋衣的大姐,正举着喇叭喊:“川西线的叔叔阿姨,这边集合,先到我这儿来领一下你们的胸牌!”
那声音穿透了半个出发大厅,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登机牌,又看了看他们,突然觉得有点恍惚——我们这个团,平均年龄推算是六十四岁,更小的应该是我,三十七,混在一群银发之间,像个被临时塞进来的观察员。
我之所以报这个团,是因为我妈,她去年退休,突然跟我说:“我想去看看九寨沟。”我说好,我带你去,她摇头:“不要你,你走得太快,我跟你玩不到一块。”然后她自己在手机上报了名,一个名字直白得让人不敢细想的团——夕阳红老年团。

于是我就跟着来了。
*站是都江堰,导游姓陈,四十来岁,皮肤黑,嗓门大,胸口挂着一只哨子,他清点人数,清到第三遍的时候,终于有阿姨喊起来:“陈导哎,莫数啰,丢不掉哩,我们腿脚慢,但记性好得很!”全车人就都笑了,陈导也笑了,说:“要得要得,那叔叔阿姨们,我们出发。”
车上很安静,不是那种生疏的安静,是带着一点慵懒的清晨,有人闭眼假寐,有人剥橘子,橘皮味儿细细地飘过来,窗外的四川平原在朝阳里铺展开,油菜已经收了,剩下齐整的田垄,我旁边坐的是个从攀枝花来的老哥,姓周,七十岁,刚上车时帮我放了行李,他问我:“你是做啥子的?”我说写点东西,到处跑跑,他点点头,说:“那你安逸,我们年轻时候莫得这些名堂,单位请假都难。”
车子进了山,路开始绕,周哥从口袋里摸出一瓶风油精,往太阳穴上抹了抹,又递给我:“你要不要?前面弯道多,你们年轻人坐车反而不如我们经得整。”我接了,涂了一点,凉意从额角渗进去,确实清醒了些。
真正让我记住的,是九寨沟那天的长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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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拔三千一,风很大,栈道上全是人,周哥走在我前头,步子不快,但很稳,他停下来看远处的雪山,看了很久,忽然回头跟我说:“我老伴儿要是还在,看到这个,怕是要喊。”我说:“周哥,阿姨以前来过吗?”他摇头:“莫来过,她在的时候,总说等退了休要去九寨沟,要坐那个观光车,看水,后来退休了,又说等孙儿大一点,孙儿大了,又说等秋天,等到更后,人先去了。”
他没有叹气,只是站在那里,风把他外套的下摆吹起来又落下,像一面很小的旗,那一刻我觉得什么话都接不上,他也没有要我接,过了一会儿转头走,自言自语似地说:“所以我跟你们讲,莫等,真的莫等。”
后来在五花海,我又看见周哥,他请旁边一个姑娘帮他拍照,姑娘说:“大爷你笑一个!”周哥就笑,眼睛眯成一条缝,身后是蓝得像要溢出来的水,那画面太艳了,艳得有点不真实,像谁把饱和度拉到了顶。
旅行团的节奏,说快不快,说慢不慢,年轻人也许会嫌他们慢,嫌他们每到一个景点就掏出丝巾,排成队列,喊着“一二三,茄子”,但我慢慢看出了其中的秩序感,这些老人不是在摆拍,他们是在完成一种仪式,一种迟到的、必须认真对待的仪式,每一张照片,都要好好笑,都要把每一片风景装进去,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。
更后一天回成都的路上,陈导让每个人说一句心里话,话筒从前往后传,有阿姨说“下次还来”,有叔叔说“感谢党,感谢政府”,轮到周哥,他站起来,扶着椅背,想了一会儿,说:“这辈子*次看九寨沟,来晚了,但晚,总比不来强。”
车子在高速上开得很快,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和云,车里没有人接话,只有风的声音,和那面一直挂在前排的小红旗,飘一下,歇一下。
我在手机上敲下一行字:四川夕阳红,不只是一条线路的名字,它是一整个时代的中国人,在人生后半段,突然学会的、理直气壮的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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