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撺掇我给我爸妈报这趟四川出发的“进疆专列”时，我其实是犯嘀咕的，十七天，五千多公里，横跨半个中国，光在火车上就要摇十几个日夜，我脑子里冒出来的*个念头是：老头老太太们吃得消吗？后来我才明白，我完全搞错了重点——真正让人吃不消的,是这趟车上的气氛。
太热闹了,热闹得有点过分。
从成都北站一上车，我就知道自己不属于这儿，过道里飘着茉莉花茶的香气，混着红花油和某种年代久远的雪花膏味儿，隔壁包厢的大姐已经换上了碎花长裙，正对着窗户玻璃补口红，那架势不像是去吃苦，倒像是去赴一场迟到三十年的约会，我窝在中铺，听下铺两个大爷摆龙门阵，从大渡河的桥墩子聊到喀纳斯的湖怪，嗓门大得能把车顶掀了，那一刻我有点恍惚，这哪是去旅游，分明是搬家,把整个四川的茶馆都搬到了铁轨上。
列车是在夜里进甘肃的，我躺在铺位上，听着轮轨哐当哐当的节奏，居然睡得比在家里还沉，醒来时窗外已经变了天地，没有稻田了，没有竹林了，土黄色的山脊像老人手背上的筋脉，一道一道地裸露在太阳底下，远处有几只羊，小得像撒在地上的芝麻粒，同车厢的几个阿姨挤在窗口拍照，一边拍一边说：“看嘛，这就是大西北，跟我们那儿的青山绿水完全两个样。”
我原以为她们会不适应，会抱怨，结果没有，有个阿姨从包里掏出针线，就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戈壁滩纳鞋底，线拉得老长，影子投在车厢地板上，一晃一晃的，她说这鞋底是给孙子纳的，等从新疆回去，孙子刚好放暑假，穿新鞋，我问她出来这么久不想家吗？她头也没抬：“想啥子嘛，屋头又跑不脱，新疆这辈子总要来一趟，不来心里欠着。”
到吐鲁番是下午，车门一开，热浪跟棉被似的劈头盖脸地捂过来，可这些平均年龄六十五往上的老人家，下了车比谁都快，葡萄沟的葡萄还没熟透，青绿青绿地垂在架子上，他们就在底下排队拍照，丝巾甩起来，墨镜架起来，有个大爷甚至拿出一把折扇，唰地打开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：夕阳正红。
我站在队伍更后面，看着这一群花花绿绿的背影，忽然有点明白我爸为什么非要来这一趟了，不是来看景的，是来活的，在家里，他们是“老人”，是“帮子女带娃的奶奶”，是“腿脚不太好的退休职工”，可在这趟车上，在这片离家万里的戈壁上，他们重新变成了自己，会闹，会笑，会为一串没熟的葡萄高兴半天，会蹲在路边跟卖馕的维族大爷比划着手势讲价,一块钱能争出一身汗。
后来我们去了喀纳斯，大巴车在盘山路上绕啊绕，绕得我直犯恶心，后座的阿姨塞给我一包话梅，说：“女娃娃，含一颗，管用。”我道了谢，含了一颗，真的很酸，酸得眼睛都眯起来，可就是那股酸劲儿，把胃里的翻江倒海压了下去，她说这是她闺女教她的，出来玩，备着总没错，我算了算,她闺女的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大。
在喀纳斯湖边，风凉得刺骨，我裹着冲锋衣还打哆嗦，那些大爷却把外套一脱，光着膀子站在湖边的石头上拍照，有个大爷冲我招手：“来，给我拍一张，要拍到湖，拍不到脸没关系。”我举起手机，屏幕上是他倔强的背和身后青绿色的湖水，快门按下去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有点想哭，说不清楚为什么,大概是风太大了。
返程的那天，车厢里安静了不少，大家好像都被这趟旅程耗尽了力气，横七竖八地靠在铺位上，脚边堆着在葡萄沟买的葡萄干、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淘的英吉沙小刀、还有几根在禾木捡的白桦树枝，我坐在过道边的折叠座上，看夕阳从车尾照进来，把整个车厢都镀成了暖黄色，那光也不刺眼，也不灼热，就是暖暖地铺在你身上,像极了一床用了很多年的旧棉被。
有人小声哼起了歌，先是一个人，后来好几个人跟着和，听不清词，旋律像是四川某个地方的小调，又混着点新疆民歌的尾音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，车轮还在有节奏地响着，每一声都像是在说：回去,回去。
也是，人这一辈子啊，总得有这么一趟火车，晃晃悠悠的，把你从过日子的那个壳里拖出来，送你去一个天大地大的地方，等你在那儿把气喘匀了，再原路把你送回去，回去以后，日子还是那个日子,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。
下车的时候，我爸在站台上伸了个懒腰，跟我说：“新疆好啊，就是稍微有点远。”顿了顿，他补了一句：“下回，我们坐飞机去。”我笑了，这老头儿，嘴上说着远，心里头啊,怕是已经惦记上伊犁的薰衣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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