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次听说李幺姐，是在泸州一个老茶馆里，邻桌的大爷看我拿着相机东拍西拍，凑过来问：“小伙子，来旅游的哇？去没去过李幺姐那儿？就在江边，她那小院子的三角梅，开得哟，比火还红。”
大爷说得眉飞色舞，好像李幺姐是他家亲戚一样骄傲，我本来只是路过泸州，想着看看国窖广场、走走张坝桂圆林就撤了，结果被这么一勾，第二天一早,就顺着滨江路找了过去。
泸州的早晨跟很多江边城市不一样，它不紧不慢，甚至有点黏糊，空气里浮着酒糟味，淡淡的，混着江水气和早餐摊子的白汽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，看见一小片旧居民楼，墙皮有些剥落，但从某户人家的院墙里，真的蹿出来一大蓬三角梅，紫红紫红的,把半边灰墙都盖住了。
那就是李幺姐的院子。
门虚掩着，我探头问了一句：“有人吗？能进来看看花不？”
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从屋里出来，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，手里还攥着半把葱，她上下打量我一眼，笑了：“看花嘛，随便看，要喝水自己倒，桌上有个黄瓷缸子。”说完又钻进厨房去了。
这个人就是李幺姐，看年纪，六十出头，个子不高，走路风风火火的，院子里除了三角梅，还摆了十几盆兰草、几缸荷花，角落里有个石桌子，上面搁着喝了一半的茶，江风从院子侧面吹进来，花叶子稀里哗啦响,像在吵架。
我坐在石凳上发呆，过了一会儿，李幺姐端出来一碗面：“还没吃早饭吧？尝哈，我煮的豆汤面，臊子是昨天炒的。”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肚子确实叫了，那碗面汤色乳白，豌豆炖得软烂，肉臊子肥瘦相间，葱花切得细细碎碎，一口下去,竟然有种说不出的踏实。
吃完面，李幺姐在对面坐下，拿蒲扇拍腿上的蚊子，我说：“李姐，你这日子过得安逸哦。”她哈哈笑：“安逸啥子嘛，就是混时间，年轻时候在酒厂上班，退休了没事干，养点花，煮点饭，等*嘛。”
她说话很直，像泸州的老白干，入口冲,但后味有点甜。
李幺姐讲她年轻的时候在罗汉镇那边的酒厂做包装工，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，腰落下了毛病，后来儿子去了成都安家，叫她过去住，她去了半个月就跑了回来。“电梯楼，关起门谁都不认识谁，我在阳台上种个葱，物业都说要统一规划，算求了，还是回来自在。”
回来后她就把老房子收拾出来，专门在江边这一片找的，图的是个通风和水汽，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，先到江边走上四十分钟，回来的路上买点菜，有时候是一条刚从江里打上来的翘壳鱼，有时候是农民挑担子卖的嫩南瓜，中午随便吃点，下午打小麻将，或者搬把竹躺椅在院子里打瞌睡，傍晚再遛一圈弯，看轮船过去,看对岸的山一点点变黑。
“你不觉得无聊？”我问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像看个傻子。“你们年轻人总说无聊，我不晓得啥子叫无聊，你坐在这里，看那个云，一会儿像狗，一会儿像马，哪里会无聊？有时候江边有钓鱼的，一坐一天，钓个指头大的黄辣丁，笑嘻了，你觉得他无聊，他觉得你才无聊，人嘛，各活各的。”
我被她这么一怼，反而笑了，她自己也笑了，露出两颗镶过的牙,亮晶晶的。
后来我干脆在她院子里待了一整天，看她给花修枝，听她跟隔壁大姐隔墙聊天，骂对面修楼房把风挡了，又约着晚上去吃新开的豆花店，她还翻出来一个旧相册给我看，里面有很多酒厂的老照片，年轻时候的她扎两根辫子，穿着蓝工装，站在酒甑旁边笑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有一张照片是她站在长江边，背后是东门口老码头，穿一条碎花裙子，风吹得裙角飞起来，我说：“这张好看。”她叹口气：“那是我二十岁，跟我那*老头子谈恋爱的时候，那时候觉得长江宽得不得了，对岸都是另一个世界，现在你看，桥修了，楼也修了，对岸的树都看得清楚。”
黄昏的时候，她拉我去楼下的“老码头茶馆”喝茶，茶馆破破烂烂的，竹椅子吱呀响，五块钱盖碗茶随便坐，来的都是老头老太，有人斗地主，有人闭着眼听收音机里的川剧，有人就纯粹望着江发呆，李幺姐刚坐下就被人叫去打牌，她冲我摆摆手：“你自己耍，晚饭就在旁边那家吃，报我名字，老板给你加个煎蛋。”
我真这么干了，晚饭是豆花饭，蘸水香得人舌头都要吞下去，老板一听李幺姐的名字，果然笑眯眯地给我加了蛋，还送了一碟泡萝卜，吃完天已经全黑，江上起了风,对岸的灯像撒了一把碎金子。
回到她院子，李幺姐已经回来了，正蹲着给兰花浇水，看见我，“明天走哇？”我说：“走了，还要去赤水。”她“哦”了一声，进屋里摸出几个青皮柑塞给我：“路上吃，解渴，酸得很，不过你年轻人嘛，酸点怕啥。”
我接过来，柑子皮上还带着她的体温，凉沁沁的,又有点暖。
第二天早上我没去告别，天刚**亮就走了，经过她院门时，又看了一眼那蓬三角梅，晨光里，花开得暴烈而安静，我想我大概会记得这个院子，这个说话像炒豆子的李幺姐，她不是活给别人看的，也不是活成了什么“网络爆款”的晚年模板，她只是觉得，江边好，就留下了；喜欢花，就种了；日子嘛，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不焦虑，不表演,也不跟谁解释。
我们总在找所谓的“诗和远方”,李幺姐早就把远方过成了家门口的一碗豆汤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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