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混进了成都的夕阳红足球队，结果被大爷们上了一课

因为工作性质，我常年在外头晃荡，去年秋天那会儿在成都待了小半个月，本意是去拍点宽窄巷子的烟火气、锦里的红灯笼，结果走哪儿都离不开茶馆、麻将、火锅——说实话，拍多了挺腻的，直到有一天在人民公园闲逛，看见一帮大爷在草坪上踢球,那阵仗把我给看愣了。

不是他们踢得有多好，而是那股子劲儿，头发花白的、头顶光光的、肚腩挺挺的，一个个穿着五颜六色的队服，上面印着“成都夕阳红”几个字，有的队员腿上还绑着护膝，跑步姿势歪歪扭扭，但喊得比谁都大声。“传！快传！”“老二你跑快点！球都凉了！”旁边还有人提着保温杯当裁判，吹哨的同时咕咚喝口枸杞水，我当时就乐了，手机举起来一顿拍,心想这素材比什么网红打卡靠谱多了。

后来我厚着脸皮凑过去问能不能加个微信，想写写他们，一个穿着7号球衣、绰号叫“刘老汉”的大爷上下打量我，说：“小娃娃，你是记者还是搞直播的？”我说我是写旅游文章的，觉得你们这队比宽窄巷子有意思。“嘿嘿，那是，”他擦了把汗，把球夹在胳肢窝底下，“巷子里头都是人造的古，我们这是纯天然的。”

聊着聊着才知道，这支“成都夕阳红足球队”成立快十年了，队员清一色都是50岁到72岁的成都老汉，少数几个是退了休的阿姨，队长是个65岁的退休体育老师，姓邓，大伙管他叫“老邓头”，老邓头说他年轻时在川队青训营待过，后来被打发去当体育老师，现在闲下来了，就把当年那些老球友一个个从麻将桌上拽回来。“我不图他们踢得多专业，就图他们别窝在家里把腰坐坏了。”

老邓头递给我一份手写的队员名单，皱巴巴的纸，有的名字旁边画着圈，有的打了勾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全是大白话：前锋“张飞机”，真名张福贵，65岁，以前是修飞机的；中场“陈三脚”，陈建国，58岁，开面馆的，外号是因为他传球只会使三脚；后卫“赵铁桶”，赵忠祥（不是央视那个），63岁，退休前是菜市场卖猪肉的……还有两个女队员，52岁的“刘姐”和56岁的“王阿姨”，刘姐是队里的主力守门员，据说不戴手套敢扑球。“王阿姨”则负责场边递毛巾、喊加油，偶尔顶上去踢两脚,纯属替补里的替补。

我跟着他们混了三天，从早上的训练踢到下午的“友谊赛”，所谓的训练，就是老邓头拿个秒表，让大伙绕公园跑三圈，一圈没跑完就有人开始偷懒，*弯抹角的去小卖部买冰粉。“老邓头，我低血糖了，得补点糖。”被拉去跑回的人振振有词，老邓头也懒得拆穿，自己背着手绕着球场走，嘴里嘟囔：“一群老油条。”

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场和隔壁小区“龙泉樵夫队”的比赛，说是比赛，其实就是两拨老头互相比谁嗓门大，场上踢得乱七八糟，球经常滚到路人的脚边，大爷们也不急，谁离得近谁去捡，边捡边骂：“小李你这个铲球长没长眼睛！”结果那个叫小李的已经60了，被骂了反而笑嘻嘻的，比赛打到下半场，“刘姐”当了替补上场，一脚解围直接踢上了树，挂了半天没下来，全队笑趴了，老邓头气得跺脚,更后打电话喊环卫工人拿竹竿捅下来的。

那天踢完球，大爷们请我去吃串串，点了一箱子啤酒，外加一堆脑花、毛肚，桌上聊天我才知道，这帮人其实各有各的故事，张飞机前两年做了心脏搭桥，老伴不让他踢球，他偷偷跑来，回去就说“出去遛弯了”；陈三脚的面馆疫情期间差点黄了，是队里几个老兄弟凑钱帮他挺过来的；赵铁桶因为踢球，膝盖换过两次——还都是自己攒的钱，老邓头喝着酒说：“我们这代人啊，年轻时忙工作、忙孩子、忙孙子，一辈子没干啥自个儿乐意的事，现在退了休，再不疯一把，骨头都要僵了，足球嘛，就是个借口，大家图的是在一起乐呵。”

你要我来成都写什么？别总盯着IFS的熊猫屁股，也别拍什么“太古里街拍”，你要是想找点真成都味儿，去找这群踢球的大爷，他们身上沾着河风、公园的草屑、还有火锅的麻辣味儿，我在那三天，写了一篇“成都夕阳红足球队”的小文发在网上，没想到后台留言炸了，有人说“看得眼泪汪汪的”，有人说“老了也要组个这样的队”，还有个成都本地的网友说“我知道他们，就在人民公园东门，有缘能碰见”。

后来我离开成都那天，又绕去公园看了一眼，正好碰见他们散场，老邓头背着一网兜球，刘姐提着保温杯，张飞机扶着膝盖慢慢走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我突然觉得，这可能比什么“把酒言欢的夜生活”更动人，旅游嘛，说到底不就是在路上撞见生活本来的样子么？而成都的“生活”,就藏在这份皱巴巴的名单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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