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来也怪,十一月的阜新，暖气已经烧得烫手，窗外那排老杨树早秃得只剩枝杈，风一吹，跟谁欠了它钱似的呜呜叫，我妈就是这时候，从小区棋牌室那堆花花绿绿的传单里，*地抽出了那张“夕阳红专列·蜀道暖阳”的广告，她戴着老花镜，指着上面“九寨沟的叶子正当时”几个字，眼睛亮得跟小孩看见糖葫芦。
我陪着去,纯属意外，原本是怕她晕车、怕她高反、怕她跟团被*，也怕她拿着我的单反，拍回来的全是她比着剪刀手、背景虚成一片浆糊的“大片”，结果到了集合那天，火车站广场上一群大爷大妈穿着统一下发的红色马甲，叽叽喳喳，跟小学生春游似的，我妈混在其中，迅速和一个老家是沟帮子的王姨结成了“战略同盟”，俩人对着行李箱上的贴纸都能讨论半天。
火车是绿皮的,慢，哐当哐当，像个上了岁数的老黄牛，可就是这种慢，让整个车厢都松弛下来，对铺的马叔，退休前是矿务局的技术员，抱着个保温杯，里面泡着浓浓的普洱茶，眯着眼看窗外华北平原退去的模样，突然冒一句：“这要是在井下，哪能看见这天。”他老伴儿剜他一眼：“现在不就看见了？别老提那黑窟窿。”这话头一起，半个车厢的阜新往事就都醒了，有人聊起海州露天矿，聊当年的万人*纪念馆，聊矿务局食堂的馒头卷子，那语气里没有苦难，倒像是说起一位分了手的老伙计，有点唏嘘，但更多的是“都过去了”的坦然，这种底色，反而让这趟奔着四川去的旅行，有了一种别样的开场——他们不是逃离家乡的寒冷，而是揣着半辈子冷硬的风霜，去找一个暖和的、能伸展腰脚的地方。
路过秦岭,隧道开始多起来，一个接一个，车窗外忽明忽暗，手机信号断断续续，大爷大妈们的手机外放声也小了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只听见车轮碾过铁轨接缝的“咣当”声，像是大山沉默的心跳，出隧道的那一瞬，青山扑面而来，满眼翠绿，带着水汽的润，车厢里“哇”的一声，又炸开了。
到了成都,没急着进景点，地接的导游是个胖乎乎的小伙子，姓苟，我们背地里叫他“小苟”，嘴甜得跟抹了蜜，一口一个“叔叔嬢嬢”，把团里这些走过半辈子风雨的老江湖*得眉开眼笑，*顿是火锅，鸳鸯锅，我妈看着红油那半边，眼馋，犹豫半天，夹了一筷子毛肚下去，捞上来一咬，辣得直吸气，眼泪都出来了，却还嘴硬：“不辣，就是有点麻，这花椒真带劲。”王姨在旁边笑得不行，递过去一瓶冰镇的唯怡豆奶。
真正看到九寨沟的水,是在一个清冷的早晨，天还没大亮，空气里有松脂和露水混合的味道，进了沟，坐观光车往上走，窗外的海子一个接一个，蓝得像谁打翻了整罐的蓝墨水，又不敢太蓝，显得假，老妈趴在车窗上，也不说话，就一个劲儿地“啧啧”，她年轻时在纺织厂，三班倒，眼睛熬得通红，也没见过这么不真实、这么纯粹的蓝色，下了车，沿着栈道走，她突然停下来，指着水面上一截枯木，木头上长着青苔，几片金黄的叶子落在上面，她说：“你看，这树*了，还这么好看。”我举着相机对准她，她摆摆手：“别拍我，拍树，拍那水，我这张老脸进去，糟蹋景了。”可我还是拍了，透过取景器，我看见她头发被山风吹得有些乱，身上那件红色马甲在满山的黄叶里，格外显眼，像秋天里更后一颗不肯落下的柿子。
大熊猫基地是更后一站,太阳出来了，暖烘烘地照着，竹子轻轻摇晃，园子里人挤人，大爷大妈们比看大熊猫还激动，手机举得老高，拍回来的视频里全是前面人的后脑勺，我妈挤不进去，就站在后头，踮着脚看，一只半大的熊猫正趴在树上，屁股朝下，懒洋洋地啃着竹叶，慢吞吞的，好像天塌下来也不关它的事，我妈看乐了，跟我说：“这玩意儿比咱楼下的流浪猫还懒。”旁边一个北京来的大爷接话：“可不嘛，这日子过的，比人强。”一句话，大伙儿都笑了。
返程的火车上,车厢里安静了许多，来时带的瓜子、花生都吃得差不多了，水杯里的茶换了又换，更后泡的是在成都买的苦荞茶，黄澄澄的，有股子焦香，马叔难得没睡觉，望着窗外渐次暗淡下去的天色，忽然说：“回去该下雪了。”他老伴儿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剜他，是啊，阜新的雪就要来了，但这一趟带回来的暖，大概能让他们在暖气房里，吹上一整个冬天，我妈靠在铺位上，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忽然小声跟我说：“等夏天，咱们去漠河吧，看北极光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窗外，夜色正浓，火车载着一群晒过蜀地太阳的人，朝北，朝他们熟悉的风雪里，轰轰隆隆地开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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