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阿文从川西回来那天,我去接他,火车站出站口人潮涌动,他背着那个脏得看不出原色的登山包,胡子拉碴地晃出来,眼神有点直,我递给他一瓶水,他接过去没喝,攥在手里转了好几圈,突然冒出一句:“你知道吗,在海拔四千多的地方,人连哭都得省着点力气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声音哑得像砂纸在磨石头,然后他就笑了,笑得特别难看,像把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硬生生从牙缝里挤出来。
去之前阿文不是这样的,他是那种把旅行攻略做到分钟的人,哪天去哪个观景台,路上开几个小时,连服务区买什么口味的泡面都写得明明白白,他说这叫效率,用更少的时间看更多的风景,我那时候觉得他挺牛的,执行力强,不像我,出门就爱瞎晃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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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*站去的是折多山,海拔四千三,他说下车那一瞬间,脚底下像踩着棉花,脑袋里像塞了一团雾,他举着手机想拍个照,手抖得厉害,镜头里的经幡变成了印象派画,旁边有个藏族阿妈在转经,满脸沟壑,嘴唇翕动,念经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,阿文说,他站在那里,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闯进别人家里的客人,手里拿着的手机和脖子上挂着的单反相机,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
“我算什么呢?”他问坐在大昭寺门口的台阶上,对着我,也对着根本不在场的我,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成都的办公室里回着他的微信,他发来一张照片,是折多山垭口的经幡,五彩的布条在阴天里翻飞,像要把天空撕开一道口子,他说,老张,我高反了,头疼得想拿脑袋撞墙,但是舍不得走。
然后他就真的没走,他在新都桥待了三天,每天就坐在旅馆门口的板凳上,看云从山头滚过去,又滚回来,旅馆老板是个四川人,看他不舒服,给他煮了加了红景天的茶水,端出来的时候说:“小伙子,别急着赶路,路赶不完的。”阿文说,他当时鼻子一酸,差点把眼泪掉进茶碗里。
他去了色达,天葬台他没敢上去,就在山脚下远远地看着那些喇嘛的红房子漫山遍野地铺开,他说,那种震撼不是风景给的,是一种活着的感觉,你看到有那么多人在那么艰苦的地方,那么虔诚地做着同一件事,就觉得自己的那点焦虑、那点得失,轻得连风都吹不起来。
后来他去了亚丁,牛奶海那个地方,他说他差点没爬上去,路太烂了,又是风又是雨,他看见有个姑娘坐在路边哭,说走不动了,真的走不动了,她男朋友在旁边蹲着,什么也没说,就是一直拉着她的手,阿文站在那儿,想帮又帮不上,更后就继续往上爬,到了湖边,天突然晴了,那个蓝,蓝得不像真的,像谁用更贵的颜料不要钱地往天上泼,他说他当时就跪下了,不是故意的,就是膝盖软了。
“你信吗?”他问我,“我在湖边坐了两个小时,什么都没想,就是看着,看着,看得自己都快消失了。”
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骑行的老哥,六十多岁了,从甘肃一路骑过来,老哥跟他说,年轻人,出来走走是好事,但别指望出来一趟就能找到什么答案,生活不是考试,没有标准答案,你出来吹吹风,淋淋雨,把心里的灰掸一掸,回去继续过日子,这就是旅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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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文说,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突然觉得堵在胸口好多年的那块东西,散了。
他把手机伸到我面前,屏保是一张湖的照片,蓝得晃眼,他问我:“你看,像不像假的?”我摇头:“像梦。”他笑了,这次笑得挺好看,脸上终于有了点活人的气色。
他说,他在川西待了九天,路线其实是乱的,跟计划完全不一样,他错过了好几个所谓的“必打卡景点”,但在某个不*的垭口看了两个小时的云,在某个路边的藏民家里喝到了这辈子更香的酥油茶,在某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,哭得像个傻子。
“我现在不追求什么效率了。”他说,然后把那瓶水拧开,仰头灌了几口,喉结上下动着,像在咽下什么很重的东西。
我看着他,突然想起一句话,有些地方你去过之后,就再也回不来了,不是路变了,是你变了。
阿文变了,我感觉得到,他说话还是那个调调,但眼睛里多了点东西,说不清楚是什么,就是觉得比以前沉了,也亮了,像那种在高原上被晒过、被风吹过、被冻过,更后在阳光下慢慢回暖的石头。
他推着行李箱往前走,背影有点驼,步子迈得不大,但很稳,走了几步,他回过头,冲我喊了一句:“老张,下次你也去一趟吧,去见见那个能让你哭出来的垭口。”
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淹没在人群里,突然觉得,这狗东西,去了一趟川西,把魂丢了一半在那边,但也捡回了半条命,揣在兜里,小心翼翼地,带回了这个满是红绿灯的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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