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成都之前,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还停留在火锅、串串、大熊猫和那*火遍全国的《成都》，直到我在望江楼公园，被一群平均年龄目测在六十五岁以上的大爷大妈上了一堂硬核的“夕阳红特技摄影”实践课，我才深刻意识到，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旅游照，算是白照了。
那天下午本来没什么安排,我一个人晃晃悠悠进了望江楼公园，想找个茶馆坐下来喝杯盖碗茶，掏掏耳朵，打发一下午后那种慵懒的、黏糊糊的时光，走到一片竹林边，远远就瞧见一堆人围在那儿，叽叽喳喳，热闹得像一锅滚开的火锅，我这人爱凑热闹，腿就不由自主地*了过去。
挤进人群一看,好家伙，我差点以为自己误入了什么武侠片的拍摄现场，一位穿着大红连衣裙、烫着大波浪卷发的阿姨，正腾空而起，离地少说也有半米，她左手比了个剑指，右手把一条玫红色的丝巾甩得像一道闪电，脸上的表情，那叫一个英姿飒爽，仿佛灭绝师太本人下山，准备去手撕几个正道弟子。
我正看得入神,“咔”一声，旁边一个大爷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：“要得！这张*巴适！”我扭头一看，这位大爷才是整个“剧组”的灵魂人物，他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很多口袋的摄影背心，裤腰带扎得老高，正单膝跪地，以一种极其别扭但又非常专业的姿势，手持一台看起来就很贵的单反相机，他迅速回看屏幕，周围的“群演”大叔大妈们一拥而上，开始品评。
“李师，这张把我拍瘦点没得？” “哎呀，王姐，你那个丝巾甩得还不够圆，要像满月一样！” “老张，等哈我跳的时候，你记得把那个塔给我框进去哈，要那种‘托塔李天王’的感觉！”
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这是一个分工明确、配合默契的民间摄影天团，那位跪地的大爷是主摄影师，江湖人称“李师”，旁边还有个打反光板的，一个负责抛洒落叶营造气氛的，以及数个等着上场和指导动作的。
就是一场让我眼花缭乱的丝巾个人秀,这些叔叔阿姨们对丝巾的理解和运用，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你以为丝巾只是围在脖子上防风保暖的吗？天真，它是刀，是剑，是红缨枪上的那一簇红缨；它是翅膀，是祥云，是连接天地灵气的纽带，一位大叔，把老婆的撞色大披肩往肩上一搭，双手撑开，在竹林里助跑几步，真就给你跑出了一种滑翔机起飞前的气势，李师趴在地上，镜头追着他，嘴里还不停指挥：“脚再抬高一点！对！头昂起来！想象前面就是悬崖，你要飞过去！”
我彻底服气了,这种想象力、这种表现力、这种不顾世俗眼光的洒脱，比我们年轻人拍照只会比个耶、嘟个嘴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，我们摆拍是在模仿，他们摆拍，是在创造，是在用生命和热情进行二次创作。
更让我震撼的,是一个叫做《黛玉葬花》的主题拍摄，主角是一位身姿纤瘦的阿姨，穿着从公园小卖部租来的古装，神情瞬间切换，眉头微蹙，带着那么一点我见犹怜的味道，但她手里的道具不是花锄，而是一把临时从地上捡起来的竹扫帚，李师把相机调成高速连拍模式，另一个大叔负责把收集好的枯竹叶一把一把往天上撒，就在落叶纷飞的一刹那，女主角挥动扫帚，眼神凄楚地望向远方，李师咔咔咔一阵狂按，那快门声密集得像机关枪。
拍完之后,我凑过去看相机屏幕，一瞬间，我真的有点恍惚，画面里，纷飞的竹叶被虚化成了一片金黄的朦胧，扫帚挥动的轨迹充满动感，而阿姨那哀怨的神情在逆光下显得格外有故事感，如果不是那把扫帚有点出戏，你说这是《十面埋伏》的剧照我都信，那一刻，我脑子里蹦出一个词——赛博黛玉，竹扫帚版。
这哪里是摄影,这分明是一种门槛极高的大型角色扮演类社交活动，它需要有极强的镜头感、空间想象力、无实物表演能力，以及更重要的——一副好膝盖，我试着学李师那样半蹲着给一位阿姨拍照，没到三分钟，膝盖就发出了咔咔的抗议声，而李师为了找一个能把人拍出两米八气场的更低角度，可以整个人趴在地上，肚子贴着地面，像只匍匐前进的蜥蜴，完全不计较地上脏不脏。
看着他们,我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“夕阳红摄影”能在各个城市的公园里野蛮生长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儿女们忙于工作，孙子孙女总有长大的一天，退休后大把的时间如何安放，是个问题，而这个小小的摄影团体，给了他们一个舞台，李师不再是那个在家里可能被老伴唠叨“又抽烟”的普通老头，他是手握镜头、指点江山的“大导演”，王姐也不再是那个要去菜市场为一两块钱讲价的家庭主妇，她是镜头里*的主角，是可以飞天遁地的女侠。
这是一种对生活的猛烈反扑,是对逝去青春的一种夸张补偿，他们用更艳丽的色彩、更舒展的姿态，向世界宣告：我们还没老，我们还折腾得动，那一块块丝巾，扬起的不是俗气，是他们对“存在感”更倔强的宣言。
后来我离开时,他们还在那儿拍着，换了一个场景，据说下一个主题是《白蛇传》，我看了一眼那个准备扮演法海的大叔，正把自己的保温杯当钵盂托在手里找感觉。
我走出公园,翻着手机里我给他们拍的幕后花絮，还有李师帮我拍的一张腾空照，照片里，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，把外套当成披风甩了出去，虽然表情因为用力过猛显得有些狰狞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那是我这次成都之行更生动的一张照片。
之前所有的打卡照,都太乖了，乖得没有生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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