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发去川西之前,我站在镜子前犹豫了很久,更后还是从柜子更上层拿下了那顶宽檐的卡其色渔夫帽,说不上为什么,可能觉得它能挡点风,也可能只是单纯觉得戴上它,自己就像个真正的旅行者了。
事实证明,川西的风根本不会管你戴什么帽子。
*站在折多山垭口,我刚推开车门,一阵风直接灌进领口,帽檐“啪”地一下被掀翻,整顶帽子像被谁猛地往后一拽,我手忙脚乱地按住头顶,样子狼狈得像个*次上台的小丑,旁边卖隆达的大姐瞅了我一眼,笑着说:“妹子,你这帽子不行嘛,我们这儿的风只认带子。”她指了指自己下巴底下那条勒得紧紧的系带,脸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黑红,笑起来皱纹挤成一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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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偏不信邪,硬是顶着风往前走,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,呼吸已经有点费劲了,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,风从四面八方涌过来,不是那种温柔的吹拂,是蛮横的、不讲道理的推搡,我的帽子在头上挣扎了好几次,每次都被我**按住,像按住一个不安分的活物。
后来到了塔公草原,风更大了,还夹杂着细碎的沙粒,木雅大寺的金顶在阳光下亮得晃眼,雅拉雪山就那么毫无遮挡地矗在远处,山顶的雪被风卷起来,像一条飘在半空中的哈达,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,手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帽子,等回过神来,它已经滚出去十几米远,在枯黄的草甸上一路翻飞,像逃逸的风筝。
我追了几步就停下来了,不是不想追,是突然觉得没必要。
那顶帽子在草地上打了几个滚,更后卡在一丛矮灌木底下,安静了,风吹过灌木的枝桠,发出细细的呜呜声,像是在替它抱怨这一路的颠簸,我蹲下来把它捡起来,帽檐上沾满了碎草和干土,内衬的标签已经被汗浸得模糊不清。
后来的几天,我彻底放弃跟风较劲了,帽子被吹掉过五次,掉进过溪边的泥水里,被牦牛踩过一脚(那头牦牛还一脸无辜地回头看了我一眼),甚至有一次差点飞进雅砻江,幸亏一个骑摩托路过的藏族大叔眼疾手快帮我捞了回来,他递给我的时候笑得前仰后合,露出一口白牙,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:“你的帽子,比你还爱跑。”
我接过那顶已经皱巴巴、灰扑扑的帽子,也跟着笑了。
回程翻卡子拉山那天傍晚,天空烧成了一片橘红色,云低得好像伸手就能够到,我靠在车窗边,把那顶饱经风霜的帽子盖在脸上,它闻起来混合着草、土、酥油茶的味道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属于高原的凛冽气息,透过帽子的缝隙,我看见窗外经幡在风里拼命翻飞,那些五色的布片被吹得哗哗作响,像是在大声诵读着什么。
那一刻我忽然想通了,在川西,风从来不是配角,它就是主角,它塑造了那些沉默的雪山,雕刻了那些起伏的草甸,也在每个过路人的身上留下痕迹,而我的帽子,只不过比我先一步领会了这件事——它选择不抵抗,任由风把它带到任何一个地方,滚过草地,沾过溪水,在四千多米的高空被阳光反复灼烧。
回到成都后,我把帽子洗干净晾在阳台上,它已经变形了,颜色也褪了不少,完全不是当初那个体面的样子,但每次看见它,我都会想起在塔公的那个下午,风把帽子吹跑的时候,我突然意识到——有些东西就是要被风吹走,有些记忆就是要被太阳晒褪色,才真正算数。
现在我偶尔会戴着它出门,朋友说这帽子太旧了,该换一顶,我说你不懂,这上面有川西的风。
那风,值一顶帽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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