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成都回来的第三个晚上,我妈突然打来电话,说腿不酸了,心倒是空落落的,她说家里太安静了,连个抢橘子的人都没有。
这话把我逗笑了,十二天前,她拖着那个印着“夕阳红旅游团”的红色行李箱出门时,还在抱怨为什么非要起那么早赶七点的高铁,而现在,这个六十三岁的老太太,居然开始怀念每天被导游小张拿着小喇叭叫醒的日子了。
说实话,一开始我是抱着“让她去散散心”的想法给她报的名,退休之后,她每天的生活半径就是小区菜市场和楼下的象棋摊,电视永远停在戏曲频道,我想,去趟四川吧,看看大熊猫,逛逛都江堰,总比在家闷着强。
可后来翻看她手机相册的时候我才发觉,这趟旅行里更打动她的,根本不是那些四川更*的景点。
有一张照片是模糊的,拍的是几个老太太在都江堰的安澜索桥上笑作一团,桥晃得厉害,她们手拉着手,胳膊上统一系着旅行社发的绿丝带,像一串被风吹动的叶子,我妈说,走那个桥的时候,不知道谁先开始唱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”,结果一帮平均年龄六十岁的人,愣是把一座百年古桥走出了乡村大舞台的气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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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李阿姨,就是那个在菜市场卖豆腐的,你记得吧?她非说桥底下有鱼,那么大的鱼!”我妈在电话里比划着,声音里全是压不住的笑意,“我们全趴在栏杆上看,结果你猜怎么着,是几片大叶子漂过去了。”
这种集体的、不管不顾的快乐,大概只有在这样一群同龄人中间才能爆发出来,他们不需要在儿女面前维持长辈的稳重,也不需要在外人面前端着一辈子的矜持,在峨眉山的石阶上,他们可以为了省十块钱缆车费,用脚一步步丈量海拔;在黄龙的五彩池边,他们可以因为一口冷掉的青稞饼,分吃出比山珍海味还香的味道。
我见过一张拍他们在熊猫基地的照片,所有人都背对着镜头,举起手机和卡片机,踮着脚,拼命想拍下那只正在啃竹子的“国宝”,那个姿势,跟一群追星的中学生没有任何区别,我妈后来跟我说,其实看熊猫的时间只有四十分钟,但他们聊了三个钟头的“滚滚”,从电梯广告里那只被卡住的,一直聊到大熊猫生孩子有多不容易。
“比你们小时候还可爱。”她更后总结说。
旅途里也有不那么 “夕阳红”的时候,比如在稻城亚丁,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,几个老大哥光是站着就喘得不行,还非要对着远处的央迈勇雪山朗诵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,旁边一群年轻人围观,有个穿汉服的小姑娘笑得直不起腰,结果领队的老陈头,那个退休前在中学教了三十几年语文的老头儿,一本正经地转过身,对那小姑娘说:“等你活到我这岁数就懂了,诗不在书本上,都在腿肚子里。”
后来回到大巴车上,一群去过珠峰大本营都脸不红心不跳的“老驴友”,因为谁的诗背错了一个字,争得面红耳赤,我妈说,她坐在更后一排吃橘子,听着前面吵吵闹闹,窗外是四川盆地连绵的青山,差点就落下泪来。
她说,很久没有这种“活着”的感觉了。
不是心脏在跳的那种活着,是心里那团火还没灭,还能因为一句诗、一座山、一帮老伙伴,重新烧起来的感觉。

更后一天在成都,行程单上写着自由活动,我以为她会去逛逛宽窄巷子,买点特产,结果她发来一张照片,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,几个老太太围着一张竹桌子,一人捧着一碗盖碗茶,脸上的皱纹在午后阳光里像烫金的书页,桌子上摆着一小袋花生,几片桃酥,还有一壶不断续水的茉莉花茶。
“那个掏耳朵的师傅,手艺是真的好。”她给我发语音,背景音里有麻将碰撞的脆响,有茶碗盖轻轻刮过杯沿的声音,还有一个老大爷在用四川话摆龙门阵,讲的是1962年的粮票。
她说,那一刻她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,年轻时总觉得要去远方,要去看世界,可老了才发觉,真正的“远方”原来就在一碗茶里,在一群素不相识却聊得来的老伙计的方言里。
“我打算下个月和你李阿姨去学摄影。”她在那条语音的更后说,“小张说,康定那边有个摄影天堂,十月份的彩林,比画还漂亮。”
我拿着手机,看着窗外渐浓的夜色,忽然想起很多年前,她还是个会为了看一场电影跑三十里路的年轻姑娘,那时她大概也像现在一样,眼里有光,总想着去更远的地方看看。
原来所谓“夕阳红”,真的不是一种安抚,也不是一个噱头。
它是一群差不多年纪的人,在人生的后半程里,终于放下了前半生的所有包袱和角色,以一种近乎天真和任性的姿态,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,也重新认识自己。
他们在雪山脚下背诗,在摇晃的索桥上唱歌,在四千多米的高原上气喘吁吁,却笑得比谁都大声,他们在盖碗茶蒸腾的热气里,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,也看见了当下更舒展的模样。
所以我决定,以后不要叫她“老人家”了,她和她那帮旅友,分明就是一群还没长大的老小孩,只不过这一次,他们手里的玩具变成了相机和登山杖,他们的游乐场,是整个四川的山水人间。
下一个目的地,也许是恩施,也许是青海,谁知道呢,反正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场,他们的夕阳红,红得正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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