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那会儿,成都的A级景区接待游客数据挺吓人的,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,反正就是人山人海那种,宽窄巷子的青石板被踩得锃亮,锦里的灯笼底下全是后脑勺,大熊猫基地更夸张,排一个小时队就为了看花花翻个身,但说实话,我在成都晃荡了整整七天,更让我念念不忘的,反而不是这些景区。
我是坐高铁去的,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,天阴着,但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清的香味,不是火锅味,是那种潮湿的、混着植物和泥土的气味,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成都特有的“润”,住的地方在玉林路附近,对,就是赵雷唱的那个玉林路,放下行李我就出门了,没看地图,随便挑了个方向走,路边有家卖锅盔的小店,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嬢嬢,坐在塑料凳上打瞌睡,我要了个牛肉锅盔,她慢悠悠地站起来,现擀现烤,我问她:“阿姨,这附近有什么好耍的?”她头也不抬:“耍啥子嘛,坐到喝茶嘛。”

这句话后来成了我在成都的行动指南。
第二天我确实去了武侯祠,也去了锦里,人确实多,但成都的景区有个好处——你总能找到个角落坐下来,武侯祠里有个茶馆,露天的,竹椅子摆了一地,我要了杯盖碗茶,二十块钱,可以无限续水,旁边坐着个本地大爷,翘着二郎腿听收音机,收音机里放着川剧,我跟他搭话,他就给我讲武侯祠的竹子是哪年栽的,哪个殿的匾额是哪个皇帝写的,讲着讲着,他突然说:“你们这些年轻人,来成都都太急了,今天武侯祠明天杜甫草堂,后天还要去都江堰,其实成都不是这样耍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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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问他该怎么耍,他指了指我的茶杯:“先把这杯茶喝白了再说。”
那天下午我在那个茶馆坐了三个多小时,什么也没干,就是喝茶、发呆、听旁边的人摆龙门阵,有个穿西装的小伙子跟朋友吐槽工作,声音很大,说到激动处把手里的瓜子壳扔了一地,有个老太太带着孙子,孙子在竹椅子之间钻来钻去,老太太也不管,只顾着跟老姐妹说话,还有几个外地游客,拿着相机到处拍,拍完就说“走吧走吧,去下一个点”,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我们这些来旅游的人,跟这个茶馆的气场是格格不入的,我们太赶了,像在完成什么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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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几天我调整了策略,每天只去一个地方,剩下的时间就在街头巷尾瞎转悠,我发现成都有很多奇妙的对比:太古里的*旗舰店旁边,就是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肥肠粉店;写字楼的白领中午排长队买蛋烘糕;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里,掏耳朵的师傅用音叉敲出“叮”的一声,能传出去好远,我还碰到过一个拉二胡的盲人,在府南河边,拉的是《二泉映月》,旁边放了个铁皮盒子,往来的行人有的给钱,有的不给,但没几个人停下来听,我蹲在河边听了十分钟,觉得他拉得比景区里那些穿古装拍照的“表演艺术家”好太多了。
更后一天我去了都江堰,说实话,都江堰是那种你去了会被震撼到说不出话的地方,不是那种“哇好美”的震撼,是那种“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想出来的”震撼,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,是景区门口卖李子的大姐,她挑着两个竹筐,红李子青李子各一筐,五块钱一碗,我买了一碗,坐在石阶上吃,大姐问我:“好吃不?”我说好吃,她就笑,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:“自家种的,早上刚摘的,你们城里人吃不到这么新鲜的。”吃完李子,我坐公交车回市区,车上有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在背英语单词,背着背着睡着了,头磕在车窗上,砰的一声,自己吓醒了,又继续背,整个车厢的人都在笑,但那种笑不是嘲笑,是那种“这丫头真可爱”的笑。
那天晚上我又去了玉林路的那家锅盔店,嬢嬢还记得我,问我耍得怎么样,我说:“没耍够。”她又笑:“那就对了,成都就是这样的,耍不够,下次来别去那些景区了,我带你去赶场。”
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“赶场”时那个语气,仿佛那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,后来我查了一下,赶场就是赶集,四川话说起来有种特别的节奏感,我没能赶上那年的场,但我知道,成都是个需要“泡”的城市,不是打个卡就能带走的。
2019年成都A级景区接待游客的数据,官方统计是什么样我早就忘了,但那些数据背后的人,那些坐在竹椅上的大爷、挑着李子的大姐、敲音叉的掏耳师傅、背单词睡着的女学生,他们才是成都更有意思的风景,那些风景不用排队,不用门票,你只要慢下来,它们就会自己向你走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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