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成都“被嫌弃”的夕阳红旅行团,硬控了我三十分钟**
我必须承认,一开始我对他们是抱有“敌意”的。
如果你经常在成都东站的出站口混,你一眼就能把他们从人堆里揪出来,哪怕他们不举那面褪色的小红旗,不听那个嗓门大得能把警务室警铃震响的导游指挥,你也*认不错,那种统一佩戴的红色鸭舌帽,帽檐压得极低,却压不住东张西望的慌乱眼神;那种介于藏青和深灰之间的冲锋衣,不管什么身材都显得空空荡荡;还有那种标志性的、把双肩包反背在胸前的姿势——仿佛这个陌生的城市随时会伸出一只手,抢走他们藏在内兜里的那点退休金。
他们就是“夕阳红旅行团”,在很多自诩为“旅行者”的年轻人眼里,他们代表着一种不够酷、不深入的旅行方式,象征着嘈杂、无序和对“到此一游”的盲目执念。
那天在成都,我得承认,我对他们也是抱着这种不自觉的优越感的,我正坐在宽窄巷子某个院坝的竹椅上,翘着二郎腿,假装在看一本从旁边书店买来的《*水微澜》,实际上是在偷听隔壁桌的文艺青年讨论存在主义,这时候,这个红衣军团就杀进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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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头的大爷,眉头紧锁,脸上的皱纹像是被都江堰的水冲刷过千年的沟壑,导游小姑娘声嘶力竭地讲着这个院子的前世今生,讲旗人贵族如何消磨时光,话音刚落,大爷便用一口纯正的、能掀翻屋顶的北方话,斩钉截铁地对身边的老伴儿说:“这有啥看头?这不就是咱们那儿公园的茶社嘛!还卖这么贵,抢人哦!”
旁边几个阿姨根本没听讲解,她们正以一种人类学家田野调查般的热情,围着门口那几盆开得正艳的三角梅,激烈地争论着这花在她们那儿叫什么名字,以及回去的时候能不能偷偷掐一枝回去扦插,导游尴尬地笑着,小声提醒“这里不能摘花”,声音却被淹没在一片“茄子”和“西瓜甜不甜”的声浪里,那时的我,在心里默默地翻了个白眼,觉得这喧哗把成都的安逸都搅碎了。
真正的转变,发生在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,我本来想找个清净角落润润嗓子,结果这支队伍像红色的潮水一般,迅速占领了湖边更大的一片区域,我心里暗叫不妙,正准备结账走人,却被一幕意外的平静按住了。
刚才那位声如洪钟的大爷,此刻竟安静了下来,他面前放着一杯“三花”,也不喝,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湖里那些已经谢得七七八八的残荷,他的老伴儿坐在一旁,正跟同行的老姐妹分食一包“狗牙儿”锅巴,咔嚓咔嚓,吃得很有节奏,大妈递了一块给大爷,大爷摆摆手,没接。
他忽然转过头,对他老伴儿说,声音轻得像换了个人:“你看这水,绿得发黑,这动静,倒还有点像咱们那时候在乡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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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老伴儿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,没说话,只是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,擦了擦大爷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的一点口水,动作很轻,像是怕惊醒一个正在做梦的孩子,那一瞬间,时间在他们身上仿佛凝固了,周围的*闹,嗑瓜子的噼啪声,远处搓麻将的哗啦声,都成了背景,我心里一动,好像忽然懂了点什么。
我想起杜甫写过的成都,“锦江春色来天地,玉垒浮云变古今”,那些宏大的、壮阔的历史变幻,是属于诗人、属于英雄的成都,而眼前这杯逐渐变凉的茶,这湖残荷,这只属于他们俩的片刻安静,才是属于普通人的成都。
我们这些所谓的年轻旅行者,拼命地想在成都寻找“古意”,寻找赵雷歌里的玉林路,寻找一夜醉生梦*的酒精,我们把旅行变成一种对抗平庸生活的行为艺术,用它来发朋友圈,用它来证明自己“在路上”,可对他们来说,旅行是什么呢?也许只是“在一起”,是换一个地方,继续着他们过了一辈子的日子,是在陌生城市的湖边,一起看一片在老家也能看到的残荷,吃一包在老家也能买到的锅巴。
对他们而言,去哪里真的重要吗?风景好坏真的重要吗?那些必须要打卡的网红地标,那些网络上点赞过万的必吃美食,也许都不如身边这个人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重要,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展示生活的诗意,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诗——一*用五十多年婚姻写成的、拙朴而坚固的旧体诗。
我的心里不知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,我收起了刚才那点肤浅的、廉价的不耐烦,重新戴上耳机,没有换歌,还是那*赵雷的《成都》,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
我坐在他们邻桌,一直待了快三十分钟,看着他们喝完茶,被导游催促着起身,大爷慢吞吞地站起来,拉了老伴儿一把,他们的背影汇入那一片红色的队伍里,朝下一个目的地走去。
我忽然觉得,这喧闹的、被我们误解的夕阳红旅行团,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更动人的风景线,他们不是在游览成都,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,用自己的方式,狠狠地、从不声张地,爱着这个顽强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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